嘉信资本从“民族自治”到“淡化民族”：越南民族政策70年大变局

越南是一个多民族国家，拥有54个民族，自建国至今，其民族政策历经数次重大调整，早期曾借鉴苏联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，南北统一后取消了自治区、淡化民族身份，甚至在新版身份证上取消了民族信息，探索出一条独特的族群融合道路。

一、建国初期的民族自治

越南主体民族为京族，人口占全国八成以上，岱依族、泰族、芒族、高棉族、赫蒙族等53个少数民族，主要聚居在北部山区、西部高地及边境地带，各族群在语言、民俗、生产方式上有明显差异，民族分布格局复杂。

1954年奠边府战役胜利后，越南北部正式建立社会主义政权，民族问题摆在眼前。越南北部和西部山区长期聚居着泰族、岱依族、苗族、瑶族、侬族等民族，中部高原则分布着嘉莱族、埃地族、巴拿族等山地民族。这些地区交通闭塞，长期保持部族自治传统，对中央政权认同感并不强，法国殖民者曾扶植一些少数民族武装来牵制京族，一些少数民族民众在反法战争中支持法国，少数民族与占主体的京族之间存在矛盾。另外，不少民族还是跨境民族，民族问题还关系着边疆安全。

为了更好促进民族团结，北越政府借鉴了苏联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。1955年，越南设立“泰苗自治区”（后改称西北自治区）；1956年，又设立“越北自治区”。其中，泰苗自治区主要覆盖西北山区，越北自治区则包括高平、谅山、河江等靠近中国边境的少数民族地区。

通过民族自治，北越把边疆地区纳入国家体系。在“各民族一律平等”的方针下，允许少数民族保留传统语言、服饰和风俗，部分地区还推广民族语言教育，还推出“民族干部本地化”政策，大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进入基层行政体系。

在自治政策推动下，少数民族地区全面推进土地改革与农业建设，民生条件持续改善。这套自治模式充分尊重民族差异，拉近了各族群众与新生政权的距离，有效凝聚起全民族力量，不仅保障了战时后方稳定，也顺利完成了建国初期的社会改造任务，成为越南民族治理史上一次重要且成功的实践，为后续政策调整积累了宝贵经验。

二、南北统一后的民族融合

1975年，越南南北完成统一，国家格局与发展目标发生彻底转变，民族政策随之迎来根本性变革，核心方向从“民族自治”转向“全域融合”，着力塑造统一的国家公民身份。

越南官方认为，民族区域自治容易强化地域与族群界限，滋生地方本位思想，不利于全国政令统一和社会主义建设整体推进。1975年底，政府撤销西北自治区和越北自治区，原自治区下辖区域变为普通省份，国内不再设置专门的民族自治行政区，实现全国行政体系一体化。

同时，越南通过边区开发的形式大力促进民族融合。政府在中部高原、西北山区建设大量“新经济区”，吸引主体民族京族向这些地区迁移，逐渐改变了过去少数民族区域的民族结构，加快了族群融合进程。另外，越南还强化国语教育，虽然部分民族语言教学仍被保留，但越南语成为绝对核心，国家教育、媒体、行政体系全面统一使用越南语，有效强化了“统一越南国民”的概念。

这一时期，虽然废除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，但对少数民族的“照顾”仍然存在，比如高考加分、入学名额配给、学费减免，等等，身份证等个人信息中仍然体现民族身份，政府也鼓励各民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。但越南政府的优惠政策并未针对特定族群，而是以扶持革命老区、边区、贫困区的名义进行的，居住在特定区域的人，不分民族，均能受惠。

越南南北统一后的民族政策，符合当时“地理统一后、人心更要统一”的新形势，全面推广国语国文教育，扶持政策不再针对具体民族，对族群融合大有裨益。

三、新时代对民族身份的淡化

步入新时代，越南在延续“强化国家认同、推进民族融合”大方向的基础上，大力推进少数民族聚居区脱贫攻坚，同时在社会层面进一步淡化民族身份，塑造“越南人”这一国家身份认同。

在政治层面，在国会、地方各级政权中，仍严格保障少数民族代表席位；在各项重大活动中，仍然强调54个民族的集体参与度，虽无民族自治之名，在某些方面仍给予少数民族一定的隐性优惠待遇。

经济方面，针对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、边境，推出“135计划”“1719国家目标计划”等多项专项扶持政策，加大财政倾斜，集中力量完善偏远地区交通、电力、水利、通信等基础设施，打通山区对外联通的通道，同时大力发展当地特色经济。数据显示，近年来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增速常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，区域贫困率连年大幅下降，数万山区群众实现稳定脱贫，生活水平得到质的提升。